正确认识中国稀土（三）

 五、世界第一稀土大国名副其实

《保卫战》一书对中国稀土产业的贬低和否定，随处可见，登峰造极，无一是处。在此先作些罗列：

说到中国稀土资源丰富，他说快“枯竭”了；

讲到生产，他说“冶炼技术落后”，“目前仍然在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上徘徊”；

讲到稀土分离技术先进时，他说“再先进”也不过是向国外提供原材料；

讲到应用，他说“中国安于成为稀土分离大国，放弃了在稀土应用邻域的开发”；

讲到2009年中国稀土新材料应用量占总应用量54%时，他说“这个应用量的大部分是由合资企业完成的，本土企业的应用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讲到全面整体技术，他（更是）用他认为最恰当的一句话即（来形容）：“稀土在中国，技术在国外”是中国稀土产业的经典写照；

讲到企业，他说完全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乱”，并说乱的根源是“出口”，说“出口”的“问题”，是三个字“窝里斗”，斗的结果是去“讨好国外”。

客观上，他对整个中国稀土产业没有好感，更谈不上有感情了，除了竭力贬低，就是加以阴冷的饥笑和嘲讽。对此再看看作者说了些什么：

“稀土给中国带来的不是利益”；

“中国稀土产业的所谓又大又强，不过是自己躲在屋子里自娱自乐而已”；

还有更尖刻的，说什么“这个并非是靠自己的先进技术争来的，而是别人送来的世界稀土第一大国地位，对中国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是谁送的，谁在讽刺？看来这是发自作者自己心底的声音。

这里再说说中国的“稀土大国”是怎么得来的？“稀土大国”是方毅同志第一个提出来的。1981年包头资源综合利用第四次科技工作会议上，也是方毅同志自1978年连续四年到包头抓白云鄂博共生矿资源的综合利用，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主抓科学技术的中央领导同志，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并担任了国家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下决心要抓好我国三大共生矿资源（包头、攀枝花和金川）的综合利用的技术开发，连续8年，每年一次到三个地方召开不同的全国性的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工作会议，听取课题汇报，检查项目进展，每个会议都是7～10天，方毅同志锲而不舍的精神使大家深受教育。一个国家领导人，对我国稀土事业如此执著和努力，我们专业人员都自感惭愧，全国各方有关科技人员在他的号召下都投入到这场稀土科技大战的洪流中，有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倒在了他们的科研崗位上，至今不知有多少人为我国稀土事业已经离开了我们，献出了他们的一生，他们为我们留下来的让世界为之颤抖的世界稀土大国是多么不容易，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多大的利益和多大的无形力量，现在有人却把一个主导世界稀土市场的稀土大国说得一无是处，并要拱手让人，那些为我国稀土事业献出生命的人们能答应吗？方毅同志的在天之灵不感到痛心吗？稀土大国绝无半点虚名，稀土大国也无一丝坏处。方毅同志就是在1981年包头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努力成为世界上的稀土大国”，接着他还说了一句：我们还要成为“稀土王国”，这一句话在公布的讲话稿中删去了，可能为了留有余地，实际上中国稀土现在未尝不可说是“稀土王国”，所谓“稀土王国”，也就是“天下市场之稀土，皆王国之稀土也”，其实我们并不在意这些称谓，只是《保卫战》作者在书中把这些作为说词，我们不得不加以回击。

方毅同志要我们“努力成为世界的稀土大国”，并没有提出什么标准和指标，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要稀土生产国是美国，法国，日本和德国，中国还排不上，德国（西德）主要生产混合稀土金属，日本生产的稀土产品比较齐全，规模也不大，直到1990年日本稀土消费才达到5432吨，法国有一个世界最大的稀土分离工厂，年产10000吨单一稀土产品，主要是出口，这三个国家应该说是各具一定特色的同一类稀土国家，真正的稀土大国还是美国，它有自己的当时很丰富的稀土资源，看成是用不完的。

二战期间曼哈顿工程促进了稀土分离技术的发展，美国的几项发明促进了稀土应用的发展，如彩电红色荧光粉，钐钴合金磁体，石油裂化催化剂和钢中应用等，推动了美国稀土工业的快速发展，美国钼公司的蒙顿帕斯工厂1951年就投产了，1954年正式投产，精矿年生产能力15000吨（以REO计），1966年扩大到27000吨，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稀土消费国，一直保持在20000～30000吨。

我国要成为世界的稀土大国。目标就是美国，只要我们超过美国，无疑就是世界第一稀土大国。然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谁也说不上也不敢说什么时候能赶上和超过美国，也没有时间表，但大家在努力，认为一定能赶上和超过美国。

首先，我们有丰富的稀土资源，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地质部门对白云鄂博资源进行了祥细全面的考查和勘探，它是一个世界罕见的特大型多金属共生矿，以铁、稀土和铌为主，发现的元素有71种，发现的矿物有119种矿物，可回收利用的元素有30多种，最令人惊叹的是稀土资源极为丰富。

根据105队的地质综合评价报告，白云鄂博矿主、东矿铁矿体内的稀土工业储量为3500万吨，而矿区48平方公里范围内（不包括主、东矿体），地表以下150米至200米的矿化岩石中稀土储量约1亿吨，根据1959年中苏联合地质考查队的报告，白云鄂博矿体及一部分围岩中稀土总储量为3.15亿吨，在1990年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报告中，中国稀土储量是3600万吨，世界总储量是4500万吨，其中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为45万吨，美国550万吨，印度180万吨，中国占80%，所以我们一直说中国稀土资源占世界的80%；1994年的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报告中，中国的稀土储量改为4300万吨，而世界总储量变成1亿吨，独联体变为1900万吨，美国变为1300万吨，中国占世界的比例变成43%；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稀土储量基本上没有变化，中国稀土在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中比例的变化，取决于美国地质调查局采用的中国的数据，现在中国的储量一般都用5200万吨，则中国占世界的比例就是45%。其实，我们不要在意美国地调局公布的数据，我们的储量，我们自己最清楚，用了多少，还有多少，去问外国人，岂不是有点不对劲，他们怎么算，我们都是第一。

我们不担心中国的稀土资源很快就要枯竭，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保护资源和节约资源，中国的稀土资源可以保证中国稀土大国的长久持续发展。我国稀土资源在国际竞争中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就是包头共生矿的优势，可利用的矿物多，可回收利用的元素多，相对单一稀土矿来说，开采成本低，这是最大的竞争优势。国外大部分都是单一稀土矿，所有的矿山设施都是为了开采稀土而建，而包头白云鄂博矿山都不是为稀土而建，国外的稀土矿山能跟中国竞争吗？包头尾矿中的稀土都可用上百年，根本不需要开采费用。

有人说国外为了保护本国的稀土资源而封闭矿山，完全是作者发明的所谓“稀土政治时代”到来的说教。美国钼公司蒙顿帕斯矿山关闭了20年，2011年稀土价格涨起来了，马上宣布要恢复生产，去年稀土价格又低下来了，他们又宣布破产保护了，难道这也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稀土资源吗？这些完全是市场行为，是企业决策。

还有鼓励中国稀土企业到国外开发国外稀土资源，能不能走出去，并不取决我们的主观愿望，企业更多的是考虑能不能争到钱，到哪里都是开发稀土资源建稀土工厂，都是争夺世界稀土市场，在我看来，在国外开采稀土成本比国内要高，今后稀土矿的开采成本会越来越高，在效益上的胜算是很小的，中国稀土资源的特点就注入了中国稀土产业强大竞争力的潜在因素，也为中国成为世界稀土大国创造了必要和充分的条件。最近几年来，到国外去开采稀土资源和建稀土厂的有不少人，但成功的例子还很少见。

白云鄂博巨大的稀土矿藏震惊中国科技界，科学家们的关注更进一步引起了国家最高层领导的重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由苏联援助的156项之一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包钢建成投产，大量稀土被开采出来，如何利用，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当时主抓科学技术的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召集全国有关科学家和科技人员讨论开发方针，向中央领导报告并亲自向毛泽东主席汇报，邓小平同志专门视察了白云鄂博矿山，最后国家确定了开发白云鄂博资源必须贯彻“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最重要的是先抓科学研究，最早接收包头稀土研究任务的是科学院，聂荣臻建议在包头建立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就是后来的稀土研究院，在包钢建设一个试验工厂，由科学院确定工艺，就是包钢704厂，国家科委把包头资源综合利用列为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一个动员全国有关科研院所、企业的科技力量对包头资源综合利用的科研公关就这样形成和开始了，由国家科委牵头，科学院、冶金部、有色总公司等参加，队伍不断扩大，单位不断增加，研究范围也扩大到应用、材料等更多领域，到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以后，科学的春天来了，方毅副总理亲自抓包头资源的综合利用，连续8年，每年一次会议，参加单位和提交的论文报告，都有100家和100份以上，甚至达到300多，每年都有一批科研成果，中国对稀土研究的重视和热烈程度是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教授、国际最有权威的稀土学者格希纳特到包头讲学时就对笔者说：“你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研究院了”，他对中国政府如此重视稀土研究感到惊奇。到了21世纪研究稀土的热度没有降低，反而更高了，现在的中国，几乎所有的理工科大学，研究单位等很少有不研究稀土的，稀土被称为“科技的未来”，“21世纪的材料仓库”，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倪嘉缵和著名稀土专家洪广言编著的《中国科学院稀土研究五十年》（科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12月）一书的引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科学院近三分之一的研究所，一大批著名科学家，近千名科技人员从不同学科领域开展稀土研究”。1989年成立了以李东英院士为组长的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领导下的稀土专家组，指导稀土科研工作。由于国家对稀土的高度重视，庞大的科技队伍，强力的国有稀土企业，依托丰富的资源，经过40多年的艰苦创业和刻苦专研的拚搏奋斗，到2003年，我们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世界稀土大国，稀土产量达到7.89万吨，稀土出口超过5万吨，国内稀土应用消费近三万吨，几乎让国外所有稀土生产企业下课休息，独霸世界稀土市场。这一中国稀土产业的巨大成功完全是靠技术，是靠我们自己的技术获得的，那种认为中国稀土大国不是靠技术争来的，说是别人送给我们的，完全是罔顾事实，蓄意贬低。

中国稀土产业诞生于包钢704厂。1959年12月该厂生产了白云鄂博稀土的第一个工业产品——稀土硅铁合金，以含稀土的高炉渣为原料，在电弧炉中用硅铁还原制得，是由科学院上海冶陶所所长邹元曦发明的，后来获国家发明奖。稀土硅铁合金经过一段试用以后，很快得到了工业推广应用，主要用于钢铁中。当时包头军工研究单位用稀土硅铁合金炼出了代替镍铬的装甲钢，这也是当时国家下达的利用稀土的重要研究项目之一，在钢中应用的同时又意外的在铸铁中获得了更广泛的应用，作为铸造用的孕育剂、球化剂和蠕化剂，至今长盛不衰，还在大量应用，生产工艺一直未变。包钢稀土一厂曾是全国最大的稀土合金厂，产量1万多吨，最高出口年近3千吨，后来原料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大高炉渣到小高炉的富稀土渣，再发展到低品位稀土精矿脱铁渣，后来又进一步使用四川冕宁氟碳铈精矿和现在更精的镧铈，能说这工艺不先进么？国外没有，我们有，这就是先进的稀土冶炼技术。

我们再来说说包头矿综合利用的选矿技术，这是整个稀土产业链的第一节链，也可说是最低端，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包头资源综合利用的关键。由于白云鄂博矿是共生矿，矿物多，颗粒细，各种选矿方法都很难使一些性能相近的矿物得到有效的分离，所以在上个世纪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得到高质量的铁精矿，使高炉得到高效率的正常运行；二是得到满足冶炼要求的低成本稀土精矿。第一个问题对包钢来说显的更为重要和迫切，由于包钢高炉投产时采用富矿原矿直接入炉，七年后的1965年才建成选矿厂，又赶上文化大革命，选矿厂一直没有能正常生产出较好质量的铁精矿。生产的铁精矿不仅是铁的品位低，更主要的是含氟和磷高，氟高影响高炉的正常运行，磷高影响炼钢的质量，这种情况有较长的一段时间影响包钢经济效益的提高。

1978年方毅同志到包头把选矿技术攻关作为一场“淮海战役”，一定要攻克，经过多种方案的筛选，最后选中了北京矿冶研究院和包头稀土研究院联合提出的“综合回收铁、稀土等有用矿物的浮选－选择性絮凝脱泥工艺”，集中了人力和物力，投入2700万元，是当时最大的一次科技战役，该项目经过1980年半工业试验成功以后，于1984年、1986年进行了两次工业性试验，取得了预期的技术指标，1986年8月29日，方毅在第七次包头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工作会议上说：“絮凝选矿流程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它可获得含氟磷低的优质铁精矿；第二，大幅度提高稀土回收率；第三，有利于包头环保问题的解决。最后方毅提出要保质保量完成工业试验，要尽快用于工业生产。可惜后来这项工艺没有用于生产，因为几个主要技术环节的技术条件高，工业生产难以实现。但项目鉴定时获得很高的评价，由于该成果的技术先进性，获得了国家发明一等奖。

就在这个时候，另一项由长沙矿冶研究院余永富院士研发的弱磁－强磁－浮选工艺在包钢选矿厂的工业分流试验获得了优异的结果，1987年和1988年又进行了两次工业分流试验，改造了两个选矿系列，经过生产试验均获得了成功，包钢把中贫氧化矿均改造为弱磁－强磁－浮选工艺生产系列，从此，包钢找到了一条生产优质铁精矿的稳定工艺，该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发明一等奖，从包头共生矿中生产优质铁精矿的选矿技术也是国外没有的，我们请国外公司做过试验研究，并没有做出我们满意的工艺。

再说说稀土的选矿技术，由于选矿厂到1965年才建成，后于高炉投产7年，稀土精矿的生产比较晚，选矿厂投产后，从一种混合浮选泡沫中回收稀土，泡沬稀土品位16%，经摇床重选得到一种低品位稀土精矿，稀土品位29.5%，回收率33.8%，由于所有的选矿工艺都是以铁为主，回收稀土都是从选铁以后的尾矿或中间产品中回收，另外，由于矿石的特殊性，稀土选矿技术的突破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很长时间不能选出高品位稀土精矿，目标就是美国蒙吞帕斯矿的60%稀土精矿，直到1976年广东有色分院和稀土研究院在包钢稀土三厂同时各自进行了扩大试验，原料都是包钢的重选粗精矿，浮选捕收剂广东分院用的是异羟肟酸，稀土院用的是异羟肟酸銨盐作捕收剂，结果都得到了高品位60%的稀土精矿，1978年稀土研究院又研究了新捕收剂环基异羟肟酸铵，在包钢选矿厂以各种原料进行了工业试验，都获得了成功，此后高品位稀土精矿就成了包头稀土精矿的主流定型品种并销售国内外。国外用户发现包头稀土精矿不能用，因为包头稀土精矿是氟碳铈矿和独居石矿的混合矿，他们没有这种工艺技术，要求我们把两种矿物分开，稀土院又研究了两种矿物的分离，并发明了两种专用捕收剂802和894，对分分离氟碳饰矿和独居石的选择性很好，在包钢选矿厂进行了工业试验，得到了纯氟碳饰精矿，由于当时生产成本较高，一直没有投入工业生产。另外，为了满足稀土生产的需要，生产50%的稀土精矿成本更低，经济效益更好，因此在以后选矿厂基本上以生产50%的稀土精矿为主流产品，只生产少量高品位稀土精矿。从白云鄂博矿选出优质铁精矿和高品位稀土精矿及分选出氟碳铈精矿，还研制出了好多种有效的捕收剂，我们认为在选矿技术上是先进的，也是中国科技工作者对选矿科学的贡献。

进入21世纪对选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资源紧决和环境保护的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要求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对矿产资源要实现综合利用。国土资源部在2011年宣布全国建设40个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包头是排在第二位，包钢决定封闭尾矿坝，保护尾矿资源，也从根本上解决尾矿坝的环境问题；同时决定选矿厂整体搬迁到白云鄂博矿山，建设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从选铁尾矿中综合回收稀土、铁、铌、萤石和鈧等有用元素和矿物，这项资源综合利用重大工程经过三年多的建设已基本建成并开始试车转为正式投产。

这里还要认真的提起徐光宪院士对保护白云鄂博稀土和钍资源以及资源综合利用作出的重要贡献，2004年2月10日，徐光宪在稀土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会上发言，《呼吁保护白云鄂博主矿和东矿，先开西矿》（见《稀土报告文集》附录1，第571页），2005年9月徐光宪和师昌绪等15位院士又联名写了《关于保护白云鄂博矿钍和稀土资源，避免黄河和包头受放射性污染的紧急呼吁》（见同上《文集》附录2，第575页），徐先生将此两份文件寄给笔者，希望转给包钢董事长林东鲁，徐先生这两个报告对我国稀土发展方向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意义列举3点，在此一一说明。

（1）在第一份报告中提出减少主、东矿开采量，先采西矿，包钢采纳了，加快了西矿建设，并尽快的投入了生产，2010年的铁精矿产量就达到365万吨，西矿的投产大大缓解了对主、东矿的压力；仅管主东矿的开采量由于包钢的扩产没有减下来，但包钢加强了对尾矿的保护，主、东矿虽然开采了一半，但稀土储量并没有减少多少，流失的很少，绝大部分（98%）从主东矿开采出来的稀土和钍又都集中到尾矿坝，除了回收利用的以外，都被保护起来了，徐先生也提出了保护尾矿的具体意见，包钢也采取了措施。这是徐光宪对保护包头稀土资源做出的重要贡献。

（2）报告提出了要提取包头稀土中的钍（因为钍都集中在稀土矿物中），建议国家做资源储备，并提出了开发研究的具体方案。在第二份报告中对钍如何开发利用讲的更为具体，他的建议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他提出包头矿中钍的储量有22万吨，占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如果用于核电站燃料，可支持我国能源发展五千年。关于包头稀土中回收钍的问题已经考虑到了，在以后高品位稀土精矿的清洁生产工艺中要回收钍并加工成硝酸钍或二氧化钍，至少要加工成高品位的钍富集物加以储备，这不仅是考虑钍的未来应用需求，近期更多的考虑是环境保护的要求和生产防护的要求或许还是环保法的强制要求。关于钍的研发方案徐光宪院士在这两份报告中讲的都很具体，通俗易懂，首先谈到我国发展核能重要性，至2003年底，全世界共有核反应堆440座，发电量占世界总发电量的16%，法国核电占总发电量的75%以上，台湾占26%，而中国大陸只占2.2%，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6%。还谈到利用钍的优越性：一是我国钍资源丰富；二是价格便宜，生产成本可能比铀相差10倍以上。最后谈具体方案，钍232本身不能作为裂变燃料，必须获得一个中子变成铀233，才能成为裂变燃料，徐先生提出：第1步用3%～5%铀235的低浓缩铀建压水堆，生产钚239，而钚239是可以作裂变燃料的。第2步用前面得到的钚239作为快中子堆的燃料装料，运行时在发电的同时，又用快中子照射钍232生产出铀233。第3步用上一步生产的铀233作为热中子反应堆核电厂的装料，就可以运行发电了。徐先生关于钍的研发建议已经得到科学院的支持并已列入研发计划。

（3）在第二个报告中提出“如果把我国自主创新并已在高纯单一稀土分离工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串级萃取理论应用到选矿中，回收率可以提高到90%”。这是一个大胆而又科学的建议，目前选矿普遍存在问题，特别是共生矿或复合矿选矿作业回收率不高，回收率和品位不能得到很好的统一，串级萃取理论就能使品位和回收率得到高度的统一，在单一稀土的萃取分离中产品的品位和回收率都可达到99%，品位可以高到99.99%，选矿和稀土分离基本上是类似的，一个是矿物，一个是离子，都是两种物质的分离，串级萃取理论就是根据两种物质之间分离系数的大小和纯化倍数的大小计算出能达到预期指标的主要工艺参数，试验中严格控制参数就可以达到预期指标的结果。选矿中有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连生体矿物，只要达到一定解离度的磨矿粒度，就不会影响品位和回收率，连生体是不能分离的，不同的连生体是可以分离的。我们根据徐先生的建议对尾矿用串级萃取理论做了全面综合利用的选矿试验，从2007年9月到2010年3月在包钢矿山研究院进行了两年半的试验，验证了串级萃取理论可以用到选矿中，通过这项提出了包钢尾矿全面综合利用的选矿工艺流程，选出了高品位稀土精矿，并分离了氟碳铈矿和独居石，得到了单一的氟碳铈精矿和独居石精矿，分选出了萤石精矿和铁精矿，得到了鈮富集物和富集了钪的尾矿，尾矿可进一步提取钪。提出了一个全面综合利用的选矿工艺流程（见同上《文集》第53～91页），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无尾矿排放，打破了长期被认为白云鄂博矿是一个世界罕见的难选难冶矿、不可能全面综合利用的神话，串级萃取理论不仅可以用在选矿上，可以用到任何进行物质分离的地方，这里说的是“理论”或者“原理”，而不是“萃取”技术本身。这也是徐光宪对包头资源综合利用的重要贡献，从而衍生我们对“串级萃取理论”更深的认识，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单一稀土萃取分离本身，还有更深更远的意义。

总之，（4）徐光宪等15名院士的报告对我国稀土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稀土资源的保护，不是不要开发，而是要珍惜资源，保护资源，科学开发，合理利用。二是对钍的回收和利用，整个稀土行业对钍的认识还很不够，我们要加深对钍的认识和了解，对稀土行业当前最重要的是在整个生产工序中注意放射性防护和钍的回收，防护，一方面是保护职工的安全，另一方面是防止放射性物质的散发和污染：回收，一方面是为了以后的利用，另一方面也许是更迫切是为了更好的防护和保护环境，只要我们对钍有了认识和了解，我们就能做好钍的防护和回收。稀土生产工厂，主要是采选冶工厂，要对职工普及放射性知识的敎育，特别是领导更要多懂一些。三是串级萃取理论应用到选矿中，提高选矿回收率。这是一个大胆而又科学的建议，具有指导性意义。

白云鄂博矿的采选业是稀土产业链的最低端，上面说的都是技术和技术问题，不能说产业链低端生产的是初级产品和原料就没有技术，然而《保卫战》的作者是看不见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像包头的稀土选矿技术经历了多少次技术更新和进步，才获得最后的成功，还有像徐光宪和院士们提出的问题都不是一般的技术问题，一般的技术人员提不出这样的技术问题，只有站得更高统揽全局的才能提出这类技术问题，这些问题是战略技术，或者说是技术方针，是顶层设计的技术，我们决不能轻视产业链低端的技术。原料是产业链的支撑，稀土精矿是稀土产业的基础。

我们再来谈谈我国的稀土冶金技术是不是落后，《保卫战》作者说什么“中国出口到日本的稀土产品大多数属于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这些产品在日本进行再加工以后就会以更高的价格返销中国”，我们每年向日本出口两万多吨稀土产品有多少返销中国？我们出口到日本的高纯氧化镧、氧化铕、氧化钇、金属钕及电池级金属等都是稀土产品中的初级产品吗？有多少经日本加工又返销中国？《保卫战》作者说话到底有没有依据，有多少依据？大家试想一想，中国生产了世界90%以上的稀土产品，没有技术能生产出来吗？我们能生产几乎所有品种规格和不同纯度满足国内外市场需要的稀土产品，没有先进的冶金技术能做到吗？如果我们的产品都要经过日本加工成高档产品，那日本不成了另一个稀土生产大国？我们还能有90%以上的是市场吗？不管作者怎么说中国稀土技术落后，丝毫不会动摇中国稀土大国的地位。

稀土的冶金过程一般都是由湿法冶金过程来完成的，一般都说稀土提取，而稀土产品又都以单一稀土产品为主，稀土分离又成了稀土湿法冶金过程中的重要内容，稀土分离又与稀土提取工序非常紧密，所以稀土冶金一般都叫“稀土提取分离”，稀土冶金技术一般也叫稀土提取分离技术。为什么说中国的稀土提取分离技术是先进的？中国稀土生产大国主要是由先进的提取分离技术支撑的，而《保卫战>作者偏说“稀土大国”不是靠“先进技术”争来的，并说中国“冶金技术落后”。我们先说包头稀土的提取技术，包头的稀土精矿是一种氟碳铈矿和独居石的混合精矿，国外是没有的，国外买去无法处理，所以包头稀土精矿提取技术没有可借鉴的，完全是中国自己研发的，从20世纪50年代科学院就开始研究包头稀土的提取工艺，前面谈到的包钢第一个稀土产品稀土硅铁合金就是科学院上海冶陶所提出的一个提取工艺，只不过它是用火法冶金实现的，原先的工艺目的并不是稀土合金，而是从高炉渣提取稀土的一个中间（工序）产品，想从稀土合金再进一步通过湿法冶金制取混合氯化稀土，结果原先工艺的目的没有成功，而中间产品却成了工艺的主要产品，这项工艺也成为包头稀土的第一项稀土（冶金）提取技术工艺。第二项包头稀土提取工艺，也是第一项湿法冶金提取工艺是科学院长春应化所和包头冶金研究所提出的稀土精矿碳酸钠焙烧工艺，1965年“415”会议上经过讨论推荐了这个流程，决定1966年在包头冶金研究所8861厂（后来的稀土三厂）进行扩大试验，成立了以包头冶金研究所、长春应化所为主、北京有色院、上海跃龙化工厂、北京有色设计院参加的会战队，经过半年多的试验，达到了预期的指标，并投入了生产，这一流程的特点适会单一稀土的生产，从硫酸浸液中用P204萃取四价铈，得到纯氧化铈和无铈稀土，由于当时单一稀土市场还没有打开，到1973年稀土三厂又改用浓硫酸焙烧法，因为混合氯化稀土在打火石市场的刺激下很好销售，浓硫酸法又经过几次变革，最初是硫酸浸出液复盐沉淀，碱转化，盐酸溶解制取氯化稀土；该流程比较长，应化所提出了浓硫酸低温焙烧，伯胺萃钍，萃取法制取氯化稀土；有色院提出了硫酸强化焙烧法，1979年有色院进行了高品位精矿的氯化试验，包头冶金研究所和跃龙化工厂进行了高品位精矿的碱法工艺试验，到1980年基本上形成了这五大提取工艺流程：纯碱焙烧法，浓硫酸低温焙烧法，浓硫酸高温焙烧法，高温氯化法和烧碱分解法，这五种工艺适用于不同品位的精矿和不同产品的需求，方毅同志称它们为稀土提取工艺的“五朵金花”，在生产中被广泛采用而又具长期生命力的有两种工艺：烧碱分解法和浓硫酸高温焙烧法。烧碱法的突出优点是劳动条件好，废渣量小，缺点是对精矿要求品位高，含钙要低，而当时恰恰高品位精矿产量少，一般只能用55%左右的精矿，因此使用范围受到限制；而浓硫酸高温焙烧法也就是大家说的三代酸法则成了一支独秀，该方法的最大优点就是对原料的适应性强，什么样的原料都能使用，当时选矿厂大量生产的是50%的稀土精矿，这种精矿对选矿厂的效益最好，而这种精矿的最适宜的工艺就是浓硫酸高温焙烧法，加之高温焙烧法的另一个突出优点是流程短，成本低，工厂比较欢迎，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30多年独领包头稀土提取工艺之风骚，为中国稀土生产大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发明人张国成院士作出了20多年的努力，付出了无数的艰辛，终成辉煌，荣获中国工程院院士。笔者认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包头50%的稀土精矿而言，没有比它更好的工艺，国外也没有，那它就是最先进的提取工艺技术。当然该工艺面对现今环境保护的严格要求，存在三废治理的问题，但是要改变的主要不是工艺本身，而是必须改变原料。随着选矿技术的进步，包钢选矿厂已获得高品位65%稀土精矿的生产技术，这必将会出现适应65%稀土精矿的新工艺，但至今三代酸法还在生产中使用着，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再来说说中国的分离技术是不是先进的。中国的稀土大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先进的分离技术支撑的，这种分离技术也不是外国人送的，怎么说得上“是别人送来的世界第一稀土大国地位”？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先进技术争来的，外国根本不卖给中国技术。1988年10月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中日稀土技术交流会，“在交流会之前，日本稀有金属新闻7月16日刊登了一篇《稀土日中交流会议日方如何对待》的文章介绍了日本通产省两名官员召集日本钇公司、三德金属、信越化学的三名代表参加的座谈会，研究了这次稀土会的对策，坚持三条原则：中国提供原料，日本精制；坚持在需要地点精制的立场；不能向中国提供分离技术。”（见《文集》517页），“在晚间招待会上日本一家稀土公司的负责人对中国翻译说，日本不会向中国转让分离技术的，否则他们的稀土工厂就要关门”（同上），其实当时我们并不需要日本的分离技术，1988年，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分离技术体系。我国稀土分离研究从建国初期就已经开始，至1958年就从独居石中分离出15种高纯单一稀土元素，1960年长春应化所和上海冶陶所合作从包头稀土硅铁合金中分离出镧铈镨钕钐和铕的纯氧化物，当时采用的分离技术主要是离子交换和分步结晶等，进入60年代以后溶剂萃取在工业上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它比离子交换法有更多的优越性，生产规模大，便于连续化生产。由于包头稀土大量开采，稀土萃取分离的研究格外活跃，每个研究单位都有较多科研人员，一个元素一个课题，关键是要选择一种性能优良的萃取剂，选择性好，水溶性小，成本低，因此科学院上海有机研究所专门针对稀土研究出了各种各样的有几十种之多的用于稀土分离方面的萃取剂，我国著名有机化学家和稀土专家袁承业院士等在稀土萃取剂的研制和生产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是对我国稀土分离技术和稀土工业做出的重要贡献。所以在六、七十年代出现了精彩纷呈的多种稀土萃取分离工艺：P204硫酸体系萃取铈，P350硝酸体系分离镧，N263－TBP－DTPA络合萃取分离镨和钕，P204盐酸体系分离钐和钆，环烷酸盐酸体系分离氧化钇等等。这些单一的稀土分离工艺有一个缺点就是回收率不高，只能得到高品位，不能同时得到高收率。进入70年代，串级萃取理论开始得到应用，包头首先进行了P507盐酸体系7种轻稀土元素的全萃取分离试验，1982年包钢稀土三厂的全萃取分离工业试验通过了冶金部的鉴定，1987年稀土研究院又在江西寻乌完成了南方离子矿15个稀土元素的全萃取分离工艺的鉴定，中国稀土分离技术进入了新的阶段，从多种萃取剂多种体系进步到一种萃取剂一个体系完成全部稀土的高纯度高回收率的分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技术跨越，这应该归功于串级萃取理论的应用，这一理论在80年代至90年代在全国推广以后，我国单一稀土的生产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期，几乎所有的稀土都要进行萃取分离，几乎所有的稀土产品都是单一稀土产品，很多还是高纯产品。萃取就是一种分离和提纯双重功能的方法，《保卫战》书中还说什么“分离”是先进的，而“提纯”是落后的，是作者不知“萃取”为何物，更不懂“串级”又是何物，串级萃取理论的特点之一就是通过参数纯化倍数a和b调整工艺可以达到我们所需要的纯度，这也是串级萃取理论的奇妙之处。单一稀土产品使稀土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使我国稀土出口产品从初级产品转向深加工产品，大大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经济效益，倡导推行串级萃取理论的徐光宪院士为中国稀土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获得2008年度国家科技最高奖。徐先生的串级萃取理论不仅仅在于对稀土产业的重大贡献，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串级萃取理论还是对科学理论的贡献，也是对科学技术的贡献，这一理论不仅用于稀土分离，还可以用于选矿、冶金等任何进行物质分离的地方，有待我们去研究和发掘，其影响是深远的。

为了总结我国稀土分离技术和冶金技术科研成果和指导生产推广应用，由徐光宪院士和我国著名有机化学家袁承业院士等合著的《稀土的溶剂萃取》一书在198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具有中国特色的萃取化学与工艺，特别是萃取剂的结构和性能研究，萃取机理研究新方法以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串级萃取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成为稀土科技人员的重要参考书，是对中国稀土萃取分离技术科学的贡献。另一部大型稀土专著《稀土》（上、下）册，由徐光宪院士主编，集全国有关稀土专家编写而成，1979年第一次出版，很受稀土读者的欢迎，7100套当年售完，这本书对我国稀土产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91年徐先生又组织大家进行了全面重新编写，各领域近百名专家花了3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大型稀土专著，全书分上、中、下三册，1995年8月由冶金工业出版社重新出版，该书全面总结了我国已经取得的科研、生产、应用等方面的成果。同时也反映了国内外稀土科研前沿的水平。这两本书是我国稀土科学技术水平的真实反映，也是我国稀土科学技术的“经典著作”。

《保卫战》作者称，“‘稀土在国内，技术在国外’是中国稀土产业的经典写照”，此论是否该休矣，如果你还坚持己见，大家都来评一评，“经典著作”与“经典写照”，哪个是“经典”？哪个是“荒谬”？

我国稀土技术特别是萃取分离技术基本与国外同步，都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由于稀土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我们对稀土的研究比国外花的力量大，特别是在稀土的提取分离方面，有些甚至比国外还先进，如萃取分离技术。去年笔者到包头一家稀土萃取工厂参观，看到车间里空无一人，干净光亮，萃取槽整齐排列，几个女工在操作室看着电脑，比在国外看到的同类车间有过之而无不及，进一步说明我们不仅在技术上先进，在装备和自动化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由于我们在稀土提取分离技术上的进步，推动了我国稀土产业的发展，1981年全国稀土矿产品产量为5100吨REO，稀土产品产量为4270吨REO，单一稀土产量为20吨REO，到1988年，稀土矿产品产量为29640吨REO，比美国最高年产量25950吨（1984年）的水平高出14%，稀土产品商品量为18660吨REO，其中单一稀土化合物和金属为1157吨，从稀土产量上看，已经是世界稀土生产大国了，不过还是以初级产品如氯化稀土、混合稀土金属等为主。进入90年代，单一稀土分离工厂不断建成投产，单一稀土产品产量快速增加，到1995年全国稀土矿产品产量48000吨REO，稀土产品为40000吨，单一稀土氧化物和金属为8550吨，到2000年国内稀土矿产品达到7.3万吨，稀土产品产量达到6.5万吨，单一稀土产品为3.2万吨，占稀土产品的近50%，标志着我国稀土工业从初级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时美国蒙顿帕斯分离厂已经停产，精矿产量大为减少，1998年下降到16000吨，法国完全用中国氯化稀土代替了独居石，日本基本上绝大部分从中国进口，全世界的稀土产量和需求量大约在8万多吨，中国的产量，包括单一稀土产量都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应该确立了中国稀土生产第一大国的地位。

如果从1959年中国稀土工业起步算起，用去了41年的时间，如果从方毅同志1981年提出要努力成为世界稀土大国算起整整20年，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岁月，又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年代，这是两代人拼博奋斗的结果，居然有人说出“是别人送来的稀土大国”，“对中国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这种人没有资格对中国稀土说三道四。

我们再来说说“第一稀土出口大国”。自包头稀土开发的那一天起，我们就计划要打开国外市场，发展国际贸易，方毅同志经常说要“薄利多销”，让他们先赏到甜头，慢慢离不开我们。1978年他第一次到包头时知道60%稀土精矿在广交会上成交价940美元一吨时，感到非常高兴，他在讲话中说：“积极推广出口，为国家收入外汇，现在国际上需要三四万吨，我们可以捞回上亿美元的外汇，即使五千万美元也不错嘛，不然要出口多少猪肉，花生，大豆，鸡蛋。”第二年方毅在讲话中又说：“打进国际市场，争取逐步占领某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从长远看，我们这么丰富的资源，不说全部垄断国际市场，也应当在某些产品上占领国际市场”。他还指出了出口的基本步骤：“先出口中间产品，初级产品也可以，将来要出口最终产品”。我国的“稀土出口大国”的路就是这么走出来的，1981年我国稀土出口量为2800吨，几乎全是初级产品，主要是精矿，氯化稀土，混合稀土金属等，这一年单一稀土的产量才20吨，到1988年出口稀土为8320吨，单一稀土产品出口也还只有267吨，直到1995年我国稀土产品产量到40000吨，出口量达到27000吨，其中单一稀土产品出口6738吨，占总出口量的25%，而创汇额占总创汇额的51%，从此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稀土出口大国了，出口量远超过美国，出口产品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到了2005年，稀土出口大国的特征更加突出和典型了，稀土出口量达5.18万吨，占领国外市场的80%以上，而且绝大部分为单一稀土产品。

另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是，中国稀土出口走进以新材料和应用产品为主的时代。其中稀土永磁材料出口强劲增长，磁体出口量为8756吨，创汇2.39亿美元，是稀土产品创汇的77%，到2010年磁性材料的出口达到13886吨，创汇6.25亿美元。另一个终端产品稀土镍氢电池出口9.5亿只，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汇7.18亿美元。至此，仅磁体和电池的创汇额就是稀土产品出口创汇额的177%，真正开启了中国稀土出口以新材料和应用产品为主的时代，这就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稀土出口大国。这是中国稀土到2010年走过50年来出口路上的铁铮铮的事实，在2011年初出版的《保卫战》作者却视而不见，还在闭着眼睛说什么“中国稀土几十年来基本上却一直在卖资源的低水平上徘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的确，很奇怪，卖钕铁硼磁体是卖资源吗，卖稀土电池也是卖资源吗，难道非要卖装有稀土部件的舰艇和飞机吗？那不又成了作者说的“出卖国家安全”的“稀土蛀虫”了吗？可悲的是，作为一名自称为“中国学者”的爱国人士，对中国稀土产业，像其他产业一样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辉煌成就视而不见，带着有色眼睛，翻着老皇历，不顾事实，横加指责，扮演稀土产业的角色，这正是近些年社会上出现的一种唱衰中国的奇怪现象。

我们的“稀土出口大国”也是靠我们的先进技术争来的，决不是别人送的，我们有了先进的提取分离技术，生产出了和他们同样品质的稀土产品，把他们的市场争夺了过来，他们愿意吗？他们的工厂关门了，工人失业了，他们愿意吗？他们愿意把原来属于他们的市场拱手送给你吗？如果是他们送的，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吗？《保卫战》还说什么“别人送来的稀土大国，对中国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这完全是作者内心扭曲的流露和发泄。

《保卫战》还有这么一句话：“中国稀土垄断了国际稀土贸易的90%以上，但中国从来没能好好利用这种垄断地位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这里的“中国”是指政府还是企业？只有政府才能代表中国；“从来没能”是从何处来到哪儿止，“更大的利益”是多大的利益？比那个更大？作者还说过“稀土给中国带来的不是利益”，既然“不是利益”又怎么能带来“更大的利益”呢？作者通书是前言不答后语。

我们来看看中国是不是“从来没能”谋求更大的利益？1986年中国出口稀土5187吨，创汇4324万美元，到1995年出口稀土27000吨，创汇2.7亿美元，是不是“更大”了？再到2005年，出口稀土产品5.18万吨，创汇3.13亿美元，加上磁体出口8756吨创汇2.39亿美元，合计年创汇5.52亿美元，比1995年多了1倍，是不是又“更大”了呢，到这时该算中国垄断了国际稀土贸易90%以上了，仅仅又过了5年，到2010年出口稀土3.46万吨，创汇9.4亿美元，出口稀土永磁体1.39万吨，创汇6.25亿美元，出口稀土镍氢电池9.5只，创汇7.18亿美元，三项合计22.83亿美元，是5年前的4倍，是不是更“更大”了，这都是《保卫战》一书出版前发生的事，作为非常关心中国稀土的《保卫战》作者难道会不知道，怎么能说出“中国从来没能”“谋求更大的利益”呢？这些不是稀土对国家带来的利益吗？一年比一年不是“更大”吗？这就是“稀土给国家带来的利益”，而不是作者说的“稀土给中国带来的不是利益”，不管《保卫战》怎样反对中国出口稀土，中国稀土出口大国的地位决不会动摇，中国全面垄断国际稀土市场的信心也决不会动摇，中国需要国际稀土市场，国际稀土市场更需要中国。

中国的“第一稀土应用大国”也绝非虚名。从中国稀土工业诞生的那一天起，中国就重视稀土的应用，没有稀土的应用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稀土工业，稀土应用的推广像提取分离技术一样，依靠自己开发的应用技术，50多年来得到了与生产工业同步的快速发展。到2010年年底，我国稀土国内的应用消费量达到8.7万吨REO，占当年我国稀土产量的73%，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稀土消费量的总和，成为真正的世界稀土第一消费大国。

但是《保卫战》的作者充耳不闻。书中说：“中国现在还只是稀土资源大国和生产大国，而不是应用大国，更谈不上稀土强国”，接着说：“与美国、日本、法国等稀土利用大国相比，中国在稀土资源利用方面还比较落后，中国稀土目前主要是应用在传统领域中，应用在高新技术领域中的比重还不到50%。”这里作者把“稀土利用”“资源利用”和“稀土应用”的概念搞混了，还说：“中国在稀土应用方面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稀土对新兴产业最重要的作用就体现在应用方面，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稀土产业还处于国际稀土产业链的最低端”。

不顾事实真相，贬低中国稀土产业，甚至说“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里应用的比重还不到50%”，所以“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不到50%”是从哪里来的？是哪年的数据？与此同时，又不能自圆其说地称：“自2002年以来，中国稀土在以稀土磁性材料为主的新材料领域获得强劲增长，年应用量占比从2003年的34%上升到2009年的55.21%”，实际情况是中国稀土在新材料中的应用比重，自2007年的53%开始，以后几年都超过50%，到2010年高达61.85%，但作者却要在事实面前，颠倒黑白，出尔反尔，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掌嘴吗？

我们还是说说中国稀土应用的特色，笔者在法国考察时曾问法国人：“你们为什么没有使用稀土作为肥料呢”？他楞了一下说，这么贵的稀土怎么能用来做肥料呢，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我们中国就不一样，包钢高炉一开，稀土随之滚滚出来，怎么用？不知道，我们就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推广稀土应用”运动，全国成立了有政府部门领导的稀土推广应用领导小组，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目的就是把我国丰富的稀土资源开发利用起来，开始企业不会用，我们就派技术人员去教他们怎么用，搞研究，做试验，企业没经费，试用的稀土不要钱，动员各行各业都来用稀土，在国外，哪个国家会这么做？1981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稀土推广应用会议，会议主要精神是降低稀土价格，推广稀土应用和扩大稀土出口。有国家经委、计委、科委、冶金部和全国稀土推广应用领导小组联合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18个单位和421名代表，提交会议报告和论文102篇，大会报告和分会交流的是25篇和77篇。应用成果百花齐放，稀土处理钢当年产量3万吨，主要有低合金高强度钢，合金结构钢、高合金钢和电热合金等，军工用的轧制稀土装甲钢板代替了苏联的高镍铬装甲钢板；在铸造方面，无锡柴油机厂试制成功5300马力大型柴油机球铁曲轴，鞍钢铸管厂生产了1万吨球铁管，填补了国内空白；催化方面，兰州炼油厂1976年建立了国内第一家稀土催化剂车间；国内稀土分子筛年产量达1400吨；玻璃抛光在北京608厂一年用3吨稀土抛光粉抛光75万副眼镜片，玻璃着色，镧玻璃镜头也开始得到应用，唐山建筑陶瓷厂在出口卫生陶瓷和釉面砖中使用镨黄颜料和氧化铈釉；稀土在农业上的应用，经过几年的大田试验，效果得到肯定，对小麦、棉花、大豆、花生等旱田作物增产8%～10%水稻可增产5%～8%，烤烟、西瓜、红薯一般可增产10%，还有稀土在新材料中的应用，如磁性材料，发光材料和储氢材料等也都在研究和试用。会后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稀土应用展览，展出的展品3400多件。但这时我们的稀土应用数量还比较小，仅仅2000吨左右，但到了1988年国内稀土消费量达到6000吨REO，其中增长最快的竟是农业，几年内推广6000多万亩，增产粮豆9亿公斤，综合效益5亿元。在用于炼油裂化催化方面消费稀土1500吨，稀土钢年产25万吨，稀土铝9万吨，稀土荧光灯1988年超过1000万支，我国新生产的10～30万千瓦火力发电机组全部配用稀土永磁副励磁机，总装机容量1640万千瓦，仅可靠性提高，节电1.9亿度，经济效益5.73亿元，到了2003年中国稀土消费量达到29500吨，成为真正的世界消费大国，难道这是应用落后吗？这里就没有技术吗？这里面大有技术，大有讲究，比如我国第一项研究应用的重点是钢，开始往钢里加稀土的时候，效果不稳定，有时好，有时坏，原因搞不清，因此当时就流行一个说法：“稀土稀土，稀里糊涂”。为了解决钢中应用的技术问题，稀土研究院成立时就设置了有100多科研人员的稀土钢种应用研究室，后来又专门建立一个研究稀土在钢中作用机理的物理研究室，搞清了稀土在钢中的作用机理，又研究了稀土往钢中加入的方法，这样才有稀土在钢中应用的大面积推广，关于稀土在钢中应用的技术专著就有好几本大书，这些都是技术的结晶；

为了推广稀土在农业中的应用，北京有色研究总院专门成立了稀土农用研究中心，专门研究稀土农用技术，传统领域里的应用全都是靠技术才能得到应用和推广的。

《保卫战》作者认为中国的稀土应用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用在传统应用领域，作者衡量标准就是在高新技术领域中的用量占总消费量的百分比，越高就是应用大国，日本占90%以上就是稀土应用大国，那德国，韩国，荷兰等国家从中国进口的稀土都用在高新技术领域中，那都应该是应用稀土大国了？什么东西都有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没有量什么都谈不上，仅仅一个百分比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作者关于资源方面的百分比“36%”不是成了笑话啦，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像中国这样稀土资源丰富的国家，传统领域里的应用总要占很大比例，大家想想，轻稀土中75%是铈和镧，而铈和镧的应用目前还主要在传统领域，如钢铁冶金，玻璃陶瓷，石油催化，农轻纺等，有稀土资源并生产稀土的国家，总想把稀土得到全面的利用，尽量平衡的利用，只要得到80%以上的平衡应用，传统领域里的用量就会占有一定比例，比例会发生变化，目前只是传统领域里应用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增长慢些，轻稀土积压较多，而这几年新材料发展速度特别快，比例也上升快，所以新材料应用量的比重就占了上风，中国在传统领域里的应用决不会放弃，我们现在是一个制造大国，传统领域里的应用还有很大潜力，稀土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在传统领域里的稀土用量一直在增加，2001年中国稀土在传统领域里的用量是16200吨，占总消费量的72%，到2010年增加到33200吨，比例降至32%，我们的政策是坚持稀土的全面利用和平衡利用，优先发展在高新技术领域里的应用，《保卫战》作者说什么“中国安于成为稀土分离大国，而放弃了稀土在应用领域的开发”“利润的差异，促使许多生产企业不再在应用上下工夫”，这些说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不能仅仅用百分数来衡量稀土应用水平的先进和落后，更不能用它来衡量什么应用大国和应用小国。2011年美国稀土应用的比例分配如下：催化47%，冶金应用13%，合金11%，玻璃抛光和陶瓷10%，永磁体9%，陶瓷5%，其他5%。如果把催化全算作高新技术领域，美国到2011年还只是56%用于稀土高新技术应用领域，特别是最能代表高新技术领域的永磁体才9%，但从这一比例能说美国稀土应用落后，还是说他不是稀土应用大国？如果与中国相比，中国比这个发达国家在稀土应用方面就怎么“远远落后”？当然，作为一个稀土应用大国必须要在高新技术领域获得广泛而又大量的应用，所谓广泛就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各个方面都要获得应用，现在主要在永磁材料，储氢材料，发光材料，催化材料（除炼油用分子筛外）等及其应用器件的生产，所谓量就是要有一定数量，在世界市场要占一定的比重，在这两个方面都在世界前列，才算得上是稀土应用大国，如果只在一个单项如永磁材料上达到，也只能算是稀土永磁材料应用大国，而不能说是稀土应用大国。这里顺便说一句在该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别的文章也跟着说：“世界稀土第一需求大国日本”，日本每年的稀土消费量，加上自己的生产需求，甚至包括出口，都不到中国稀土消费量的一半，怎么叫“第一需求大国”？应该说日本是真正的“世界稀土第一进口大国”，这不算什么事，只是希望作者说话和写文章对一些重要的提法要尽量准确些。

我们再来说说中国稀土在新材料方面的应用，我们必须承认日本在高新技术领域里的稀土应用一直走在前面，无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在生产方面，但我们中国一直紧追其后，现在在生产规模和产量方面都远远超过日本，而且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和技术发展起来的，日本有专利，但它不给我们，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日本1983年底公布专利，我们1984年国内就有不少单位突破了这项技术，日本1984年就建起了生产线，如日立公司、TDK等，我们到1987年才在稀土研究院建起一条中试线，生产上比日本要落后5年左右；镍氢电池1990年日本就大规模生产了，我国在1991年在广东中山建起了国家“863”计划完成后的储氢材料中试工厂，生产上也落后5年左右，然而我们生产发展比日本快，1990年，全世界钕铁硼产量，包括烧结和粘结，总计1740吨，日本1160吨，中国180吨，美国270吨，欧洲130吨；到1997年全球两种钕铁硼产量为8552吨，日本3520吨，中国3482吨，美国920吨，欧洲630吨，而其中烧结钕铁硼1997年中国产量为3370吨已经超过日本的3300吨了；到2005年，全球烧结钕铁硼产量达到42300吨，中国的产量为33000吨，占世界总产量的78%，粘结钕铁硼产量为2100吨，占全球产量的47%。到2010年中国稀土永磁材料产量达到8.26万吨，其中烧结钕铁硼为78000吨，粘结钕铁硼，钐钴磁体600吨，到2014年中国稀土永磁材料产量，在3年原地跶步后以34%的高增长达到11万吨，占全球产量的85%以上，现在世界钕铁硼磁性材料的生产几乎都在向中国集中，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国外带来资金，也带来了技术和市场，向中国交了税，增加了就业，又消费了中国的稀土，这是多好的事情，但《保卫战》作者认为这是技术落后，书中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稀土产业处于国际产业链的最低端”，连企业都到了中国了，中国还在国际产业链的最低端，那高端在哪儿？连国内合资企业消费的稀土也不算是中国的，书中有这么一段话：“2009年，中国稀土在新材料方面，稀土应用量达到3.8万吨，占中国全部稀土应用量54%，但是，这个应用量的大部分是有合资企业来完成的，本土企业的应用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我国在新材料中的稀土用量几乎全是合资企业完成的，这是真的吗？据我所知消耗稀土最多的稀土永磁材料，在国内最大的十几家企业中，合资的很少，由外资控股的几乎没有，这完全是在争着眼睛说瞎话，那作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为了证实作者的论点：“从应用角度看，‘中国稀土产业处于国际稀土产业链的最低端’”，然后再证明作者说的“中国是资源大国和生产大国，不是应用大国，更谈不上稀土强国”是正确的。不管中国在稀土应用方面或是在高新技术领域里的应用如何有成绩，作者无论如何是不认可的，总会算到你中国的用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我们再来讨论讨论钕铁硼的技术问题，这可能是作者的名言“稀土在中国，技术在国外是中国稀土企业的经典写照”的最有力的证据，1983年日本住友向世界公布了烧结钕铁硼专利，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公布了粘结钕铁硼专利，世界科技界为之震动，这样的新发明专利是不会卖给中国的，作者知道，西方对中国是实行技术封锁的，那时中国没有实施专利法，西方也不能在中国申请专利，我们能束手待毙吗？当时中国的口号是“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靠什么？靠我们自己去创造，难道怕别人有了专利权就不干吗？那我们就只能去等死，我们不靠你的专利，在中国也没有你的专利权，我们做别人做过的和别人没有做过的都是合情合理合法，中国的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都是靠我们自己的技术获得成功的，难道这些技术不算技术吗？不是中国的技术吗？烧结钕铁硼不也是这种情况吗？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中国钕铁硼产业的发展主要是自己的技术发展起来的，也不否认，学习和借用了一部分国外技术，原创技术和专利权我们是尊重的，国内有些大型钕铁硼企业购买了日本专利的国外销售权就是例证，即使这些钕铁硼企业也是靠国内自己的技术发展壮大的。

另外关于粘结磁体的专利问题，中国有色总公司1994年就买下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安得逊粘结磁体工厂并搬到国内，放在中科三环名下，不知当时专利问题是如何协定的，花了国家大几千万美元，未向国人交待，照例专利权也应买断了，如果专利权没有问题，我们应在粘结磁体上下点功夫，粘结磁体有很多优点，现在产量只有烧结磁体的十分之一左右，在提高性能和托宽应用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要使粘结磁体占有三分之一的磁体市场就好了。与烧结钕铁硼相比，在开发利用方面，粘结磁体显得有些落后了。如果我们买下了粘结磁体的专利，那就是中国的技术。